哈吉·易卜拉欣·哈里里·艾哈迈德，曾用名易卜拉欣·哈里里·菲尔普斯，埃及科普特教会牧师，研究神学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学位。他也曾研究伊斯兰,试图找到缝隙攻击它。现在，他和四个孩子都信仰了伊斯兰，而且其中一个孩子还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杰出教授。他用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为大家揭秘他的信仰历程。

1919年1月13日，我出生在亚历山大，从小被送到当地的美国传教学校学习，并在那里读完了中学。1942年，我获得艾斯尤特大学的大学文凭，随后开始专攻宗教研究，准备考入神学院。考入神学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没有教会的特殊推荐信，不通过各种各样高难度的考试，是不可能有入学资格的。幸运的是，我获得了亚历山大阿塔林教会和另一个教会的推荐，通过各种考试之后，我确信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了。后来我又获得了斯奴杜斯教会的推荐，这个教会里有不少埃及和苏丹的牧师。

1944年，斯奴杜斯教会批准我进入神学院学习，师从美国和埃及教师，于1948年毕业。我以为自己会被派往耶路撒冷，但巴勒斯坦因战事紧迫，我被派往埃及北部的阿斯纳。同年，我在开罗的美国学校注册写论文，写关于穆斯林社区中传教士的活动。我对伊斯兰的了解始于神学院。我在那里研究伊斯兰和所有的方法论，目的就是找出动摇穆斯林的信仰、增加他们对伊斯兰的误解的方法和途径。

1951年，我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，被派往艾斯尤特神学院教学。我在这所学院教授伊斯兰。神学院也通过伊斯兰的敌人和反对它的传教士，来传播对伊斯兰的一些曲解和误解。这期间，我决定拓宽自己对伊斯兰的研究，这样一来，我就不能仅仅依靠传教士的著述了。我非常自信能辩证地看待其他观点，因此，我开始阅读穆斯林作者的著述，也开始读《古兰经》，理解它的意思。对知识的向往和自身求知欲望的驱使，让我想找更多的证据来反对伊斯兰。结果恰恰相反。研究之后，我自己原先的立场却开始动摇，内心也开始激烈斗争，我意识到自己研究并传播过多年的每一件事，原来都是错的。但我不敢面对自己，我试图克服内心斗争，继续自己的工作。

1954年，我被派往阿斯旺，任德国-瑞士传教使团秘书长。名义上是秘书长，实际上是在埃及北部，特别是在穆斯林中间进行一些反伊斯兰宣传。当时在阿斯旺大瀑布宾馆举行了一个使团会议，我代表发言。那天我讲了很久，再三强调对伊斯兰的曲解，演讲结束后内心再次斗争，我开始考虑自己的立场。

我开始问自己，为何我要说那些话呢？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自己很清楚，自己就是个骗子，所说的那些并不是事实。会议结束前，我借口离开并单独回到家中。我完全动摇了。当我步行穿过费亚尔公园，听到收音机里诵读《古兰经》的声音：

    “你说：‘我曾奉到启示：有几个精灵已经静听，并且说我们确已听见奇异的《古兰经》，它能导人于正道，故我们信仰它，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。’” (《古兰经》72:1-2)

    “当我们听见正道的时候，我们已信仰它。谁信仰主，谁不怕克扣，也不怕受辱。”(《古兰经》72:13)

那一夜，我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，回到家中整夜独自在图书室阅读《古兰经》。妻子询问我熬夜的原因，我恳请她让我单独待在房间。我停顿了很久，思考并沉思下面的经文：

    “假若我把这部《古兰经》降示一座山，你必定看见那座山因畏惧真主而成为柔和的，崩溃的。”(《古兰经》59:21)

    “你必定发现，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教徒和以物配主的人；你必定发现，对于信道者最亲近的是自称基督教徒的人；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牧师和僧侣，还因为他们不自大。当他们听见诵读降示使者的经典的时候，你看他们为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而眼泪汪汪，他们说：‘我们的主啊!我们已信道了，求你把我们同作证真理的人记录在一处。我们是切望我们的主使我们与善良的民众同进乐园的，我们怎能不信真主和降临我们的真理呢!’” (《古兰经》5:82-84)

还有这节经文:

    “他们顺从使者——不识字的先知，他们在自己所有的《讨拉特》和《引支勒》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。他命令他们行善，禁止他们作恶，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，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，卸脱他们的重担，解除他们的桎梏，故凡信仰他，尊重他，援助他，而且遵循与他一起降临的光明的人，都是成功者。你说：‘众人啊！我确是真主的使者，他派我来教化你们全体；天地的主权只是真主的，除他之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。他能使死者生，能使生者死，故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，那个使者是信仰真主及其言辞的，但不识字的先知——你们应当顺从他，以便你们遵循正道。’”(《古兰经》7:157-15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