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证圣训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传述系统，它是专属于穆斯林乌玛的知识。传述系统是指：从被传述信息（圣训）的最后传述人追溯至其最初来源——穆圣（愿主福安之）那里的传述经过。

关于传述系统的价值，阿卜杜拉·本·穆巴拉克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传述系统是宗教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严密的传述系统，那么，谁都可以自圆其说。”[1]  事实上，传述系统已经成为甄别圣训真伪的重要标准。直至今天，没有人敢于不提供传述系统就传述圣训。“有这样的人，如果你问他圣训来源，他就沉默。”传述系统一直扮演着保护圣训，确保圣训真实性的角色。早期圣训学家甚至不去理会没有已知传述系统的圣训。

关于传述系统的价值，苏福阳·扫里（卒于伊历161年）这样说：“传述系统是信士的宝剑。没有宝剑何以战斗？”穆斯林学者运用传述系统这个利器，能轻而易举地清除人们带进伊斯兰的旁门左道和歪理邪说。据传述，穆罕默德·本·西林（卒于伊历110年）、艾奈斯·本·西林、扎哈克和欧格巴·本·纳菲等都说过：“圣训知识即信仰，要注意保护你的信仰。”[2]  圣训是伊斯兰立法的源泉，而接受一个人的传述，就相当于接受来自他的信仰方面的教诲。因此，只有传述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那里的圣训，才是可接受的。

这个系统比今天的版权系统更有保护措施。哈米杜拉写道：“尽管当今学者在学术工作上会引用重要来源，但即便是最谨慎的文件，也有这两点缺陷：

1、出版物很少或不会核实是否有错误。如果这项工作依赖作者鉴定或者有机会让其本人审核或授权人审核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

2、现今只满足直接来源，不考虑来源的来源并追溯至当事人。而圣训传述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”[3]

总之，可以说传述系统是圣训的基本，没有传述系统就无法鉴定圣训的真实性。阿卜杜拉·本·穆巴拉克道出了真理：没有传述系统，谁都可以说自己传述的是圣训，是信仰的一部分。[4] 事实上，传述系统的价值非常明显，不用过多讨论。因此，更重要是讨论传述系统开始使用的时间，如果传述系统真的是在穆圣归真很久后才使用的话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。

欧麦尔·弗拉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圣训传述系统的详细历史。篇幅有限不再详引。关于首次使用传述系统，他的重要结论是：不在场的圣门弟子习惯使用传述系统，但他们习惯在自己和穆圣之间不设置媒介，提到传述系统的现象不明显。圣门弟子们传述一段圣训时，会解释清楚是否直接来自穆圣。圣门弟子们传述的大量圣训都是直接来自穆圣的，虽然传述系统在圣门弟子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了，但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甄别圣训真伪的必要，因此使用传述系统的频率不是很高。

关于要求传述者叙述确凿传述系统的问题，弗拉塔说：艾布伯克尔——穆圣归真两年后归真，是首个要求圣训传述者为自己的传述寻找其他见证人的哈里发——他不见到见证人，就不接受被传述的圣训。哈里发欧麦尔也是如此。他们有意地让传述人提到传述系统，只是想以此方式确定圣训直接还是间接来自穆圣，旨在确定传述的正确性。因此，就在穆圣刚归真的前几年，传述人都明白，他们传述圣训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传述系统的可靠性。内乱时代的哈里发阿里，有时候会让传述人发誓他传述的圣训是直接来自穆圣的。显然，在内乱时代之后，同样需要确定传述人的连续来源。[1]

关于传述人主动提及传述系统的问题，弗拉塔说：当记忆羸弱和带有邪恶目的者开始广为传述圣训时，很多圣训传述人开始主动提及传述系统，以确定自己传述的可靠性。提及传述系统的习惯逐渐流行开来。阿玛施习惯传述圣训时先说：“这是首要问题，”接着就会提到传述系统。沙姆的沃利德·本·穆斯林说：祖赫里有一天说，“我发现你们传述圣训没有关键部分，怎么回事？”之后我们（沙姆人）每传述圣训时都要提到传述系统^[2]。学者们会严厉责备学生学习传自老师的圣训时忽略系统。^[3]事实上，他们会拒绝没有传述系统的圣训。巴赫兹·本·艾塞德说：不要接受不说“某人告诉我们”的人传述的圣训，也就是不接受没有传述系统的圣训。穆斯林甚至开始坚决要求使用传述系统，对于除了圣训之外的学科，还有历史、古兰注解，以及诗歌等都要求传述系统。

因此，在详细讨论之后，弗拉塔精妙地总结：

1、传述系统首次使用是在圣门弟子时代。

2、艾布伯克尔是要求传述人确定圣训渊源的第一人。

3、基于一二两条，传述人开始主动提及并确定传述系统。[4]

总之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圣训的传述是完全没有传述系统的。圣门弟子时期，传述系统的使用尚不明显，因为当时圣训传述通常不需要中介，他们大都是直接听穆圣讲述的。（圣门弟子时代的正式结束是伊历110年最后一个圣门弟子归真。）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非常谨慎验证圣训的真实性。后来的学者如沙比和祖赫里等的出现，他们让穆斯林意识到提及圣训传述系统的重要性。尤其是在哈里发奥斯曼归真，对抗出现之后，人们更加意识到圣训是他们的信仰基础，他们要谨慎地获取信仰的来源。于是，传述系统和传述系统的运用就成了圣训研究的标准，传述系统学逐渐成为圣训学的一部分。这中状况一直持续到伊历三世纪圣训大辑录时期。[5]

安拉赐福先知穆罕默德的乌玛，用传述系统这一独特的方式保护原初教义。穆罕默德·本·哈提姆·本·穆扎法尔写道：

“真主确实通过传述系统赐予这个乌玛荣耀、高贵和地位，赐予的这些福祉远胜于其他乌玛。没有哪个远古或现代民族能有如此完整的传述系统。尽管有些还有远古存片，但内容已被历史记录混淆，像旧约新约一样不能区分哪些是真正启示，哪些是不可信赖的传述人后来增加的内容